近些年，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人约有450万例，手术、化疗、放疗、生物靶向治疗等治疗手段之多，不胜枚举。实际上，对于男性而言，特别是50岁以上的男性，遇到恶性程度较低肿瘤，比如前列腺癌，保持密切监测的同时，必要时进行药物治疗，并在这个过程中观察极低危的肿瘤的变化，而未必一遇到肿瘤就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
前列腺癌发病处于上升趋势，十万居民6‰的检出率
全球的肿瘤病人不断增多，我国也不例外。据统计，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457万例，男性有248万例。其中，前列腺癌的发病率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泌尿外科教授何旺介绍，“在我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约为11/10万，这些年的监测显示，2020年，约有11.5万的前列腺癌的新发病例以及5.1万的死亡的病例，前列腺癌排在了男性肿瘤的第三位。”
在广东前列腺癌的发病情况如何？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教授古迪团队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介绍，2019年，团队就开始进行前列腺癌的筛查工作。“在2019年-2024年间，我们总共筛查了10万居民，发现前列腺癌检出率约为6‰，远高于国家公布的数据。而科室每天安排的前列腺癌根治术的患者数量，每年增长40%左右。”
PSA+直肠指检可识别80%的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早期病变时，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很大一部分病人在晚期，出现了骨痛、血尿等才来就医，加上居民主动筛查的比例不高，因此，临床上遇到的早期的前列腺癌比例不高，这导致我国前列腺癌5年生存率只有66.4%。”何旺教授介绍。
“要提高前列腺癌生存率，就要更早去发现它，及时诊断治疗，达到手术根治甚至临床治愈的效果。”何旺教授表示，临床上，做前列腺特异抗原（PSA）的检查可发现早期的前列腺癌，抽几毫升外周血即可。
另外，前列腺癌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对于有家族遗传的病史的人群来说，罹患前列腺癌的几率比较高，比如父亲得了前列腺癌，儿子在45岁时就应该开始每年做前列腺癌的筛查，从而更早地发现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医生用直肠指检和PSA的联合方式作为前列腺癌的早筛方式，识别异常率可达到80%。古迪教授强调，“通过使用PSA+直肠指检，高度怀疑可能存在前列腺癌的人群，可再进行磁共振和穿刺活检。这样一来，穿刺活检的阳性率提高至60%-9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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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非切不可，主动监测“懒癌”也是良方
前列腺癌生长缓慢，大多数进展并不迅速，所以在治疗上需要权衡利弊。古迪教授认为，“如若50多岁时发现了恶性程度较低的肿瘤，我们可以先不治疗，等肿瘤开始具有侵袭性时再治疗。通过主动监测手段监测极低危的前列腺癌，这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即便早期发现肿瘤范围小、恶性程度较高的病人，只要在早期发现时，采用消融或者不可逆的电穿孔或HIFU刀治疗，肿瘤也可以被消融。如果肿瘤已经侵犯到了其他组织，也可以通过机器人手术完整切除肿瘤，并且还可以保留患者的性神经。”古迪教授认为，不同的病情可采用最有效的办法来解决。
“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位病人，采用机器人做了前列腺癌手术后，性功能比以前更强，排尿症状也得到改善。原来合并患有恶性前列腺癌和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手术后不仅肿瘤消除，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也一并解决，因此性功能和排尿都得到极大提升。”
“前列腺病医生”为患者提供综合治疗
除了药物外，手术治疗、消融等综合治疗，让前列腺癌可以像慢性病一样获得长期的生存期。这让泌尿科医生中逐渐出现了“前列腺病医生”的说法。“医生治疗过足够多的前列腺患者，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甚至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处理疾病的早期和晚期问题。”古迪教授表示，在国外“前列腺病”医生很受欢迎。
2018年古迪教授曾接诊了一位55岁左右的前列腺癌患者，肿瘤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全身多发转移。“按照常理，病人生存时间不会很长。由于病情严重，我们首选化疗+内分泌药治疗，没有想到在最近的随访中，这位病人肿瘤完全消失。已经存活了五个年头，他现在只需三个月打一针，生活质量很好。”
由于前列腺癌患者生存期的延长，大部分患者在后期会出现肿瘤的转移，因此就需要针对患者的情况合理用药。“比如转移性的激素敏感性的前列腺癌，此时用上激雄激素剥夺治疗加上新型内分泌治疗和化疗的三联疗法也会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何旺教授指出。
随着达罗他胺等新型ARi药物应用于临床，大大改善了前列腺癌患者PSA控制不佳的局面。达标率高、不良反应少进而确保PSA能持久达标进而延缓转移改善生存成为新型ARi药物选择的主要考量因素。达罗他胺PSA达标率高达71%，PSA持续达标近3年，显著延缓转移，唯一在非转移阶段降低死亡风险超过40%。当然，这也带来了治疗费用的增加，值得庆幸的是，像达罗他胺等一系列的创新药今年在全国各地都进入了医保，这对患者来说减少了医疗负担，治疗费用大大降低，可以让前列腺癌患者在能够负担的情况下，享受到创新的药物治疗，获得很好的获益。
文 | 张华 洪浩妮
图 | 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