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的清晨，广州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的病房里，6岁的小豆丁正跟着护士姐姐跑来跑去。几天前，他刚刚完成肾移植手术。爸爸去门诊拿药，他就成了科室里的“小尾巴”，谁也不知道这个活泼的孩子曾经每天都离不开ICU的抢救。
在同一个楼层的另一间病房，17岁的小林（化名）正在跟妈妈聊出院后的事。十天前，他刚刚接受了第二个肾脏移植——距离手术仅过去十天，他即将出院返回学校。妈妈在一旁微笑地望着他，眼神里满是欣慰与期盼。
而在门诊室外，一位来自四川的母亲正带着12岁的女儿复查。女儿从三年级开始休学，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辗转求医两年后，她们第一次来到广州，如今做完移植手术后，妈妈打算常驻广州，“已经给孩子找好学校了”。
这些幸运的家庭也是中国肾脏移植事业发展的一个个微观缩影。近期发布的《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肾脏移植总例数达15387例，儿童肾脏移植例数761例，均创下2015年以来的历史峰值。但在这份亮眼数据背后，供需失衡的尖锐矛盾、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技术普及的差距等问题仍未破解。记者专访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专家刘永光教授，结合临床故事与行业数据，详细解读中国肾移植“新高”背后的原因与挑战。
肾移植创历史新高！背后依旧是稀缺
据《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发展报告》，2024年中国共实施肾脏移植15,387例，较2023年增长2.8%，创下自2015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其中，儿童肾脏移植761例，较2023年增长13.8%；肾脏相关多器官联合移植151例，同比增长高达30.2%。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生命。
但在这组看似乐观的数据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严峻的现实。“中国人口基数巨大，从人口占比来看，我们还远远不够。”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刘永光教授直言。国际上器官移植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和美国纽约，肾移植率可达百万分之40的水平，而中国目前仅为百万分之4左右。“差了10倍。”刘永光说，“如果达到同等水平，我们的救治率可能会彻底飞跃。可以说，目前还是稀缺的。”
这种稀缺性在数字对比中尤为触目惊心。根据国家公布的数据，供需比约为30:1——每30个需要肾脏移植的病人中，每年只有1人能够获得供体。而且出现了地区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2024年，广东以1634例肾移植位居全国首位，山东（1575例）、河南（1312例）紧随其后。前十省份的移植例数占全国总量的66.8%。更值得注意的是，全国14所年移植量超过250例的大型医疗机构，完成了全国37.6%的手术。
“北上广都是医疗高地。”刘永光教授分析认为，这种优势的形成有两个核心驱动因素：一是老百姓对医疗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促使医生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二是这些地区，国际化程度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应用明显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珠江医院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移植中心，肾移植手术量在广东省内一直位列前三。2025年，该院完成肾移植163例，前一年为157例，在全国排名前30位。但这种集中也带来了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衡问题。报告明确指出，目前肾脏移植技术在中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进一步优化临床服务资源配置，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肾移植儿童优先！政策红利下创造生命奇迹
2018年，中国实施了一项针对儿童的优待政策：18周岁以下的孩子在器官分配中享有优先权。这一政策让儿童获得匹配供体的概率大幅提升，接近成年人的5到10倍。记者发现，政策的红利在数据中清晰可见。根据报告，2024年，中国儿童肾脏移植761例，其中95.8%来自遗体捐献，更有46例是小于1岁的婴儿供肾。92.5%的儿童受体接受的是儿童捐献的肾脏。
“如果没有政策红利，需要肾移植的患儿几乎不可能获得正常的生长。”刘永光教授介绍，在没有优先政策的情况下，等待时间较长的成人会优先获得供体，孩子很可能会错失生长发育的关键期。
他回忆起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一个5岁女孩，因患有胱氨酸蓄积症，一直未能及时进行肾移植。等到12岁终于手术时，身体已经停止生长发育。“从基因角度分析，她的身体已经认为发育成熟，不再需要长个子。做完肾移植后，她的身高永远停留在1.35米，比较矮小。”而在政策红利下，等待时间被大幅缩短。
刘永光教授表示，在珠江医院符合条件的儿童平均等待时间约为三个月。对于贫困家庭，如果有低保，整个治疗过程可能只需要花费2万元左右。
技术层面，低体重儿童肾移植的难题也在被逐一攻克。刘永光介绍：“我们这里接受肾移植的最小患儿仅一岁多，体重8公斤左右。对这些低体重儿来说，外科手术难度虽然较大，但总体来说问题不大。”刘永光还记得两个特殊的患儿：一个从ICU转出时，因腹膜透析不充分频繁引发腹膜炎，反复抢救；另一个患有严重肺部感染，因体型小、全身水肿，感染难以控制。“很多人认为肺部感染不能做移植，但我们知道，不解除水肿，感染永远无法治愈。”刘永光团队果断实施移植手术，如今两个孩子都已恢复良好，术后一年分别长高了五六厘米、十几厘米，彻底摆脱了过去的病痛。
可以说，政策与技术的同向驱动，让儿童肾移植实现了“量质齐升”。
活体移植“自带干粮”，微创手术让恢复更快
在遗体器官捐献逐年增长的同时，亲属活体肾移植的增长更为显著。2024年，活体肾移植达3555例，同比增长4.8%，占肾移植总数的比例提升至23.1%。“供需矛盾始终非常尖锐。”刘永光解释，活体移植作为遗体捐献的重要补充，其增长恰恰印证了供需矛盾的严重性。
对于活体移植，社会上存在不少误解。“认为它是创伤性的手术获取肾脏，其实捐献是很安全的。”刘永光教授强调，在科学评估的情况下，捐献者完成手术后，预期寿命和疾病发生率不会明显上升。
在医学指标之外，也越来越重视心理评估。“我们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将心理评估视为重要评估指标。”刘永光教授说，主要心理问题往往来自接受捐赠的患者——“如果父母或者亲属的身体因捐献而不好，这是我的错；对亲属也会有亏欠和歉意。”因此，这也是手术前做好心理疏导的重要一环。
另外，技术的进步也在提高活体移植的接受度。目前，珠江医院超过95%的活体供肾切取采用腹腔镜微创技术完成。相比传统开大刀需要切开“承重墙”的方式，微创手术只在肚皮上留下约10厘米宽的切口。“捐献者大约6天出院，接受者大约10天。”刘永光教授介绍，“我们最大的技术优势是让患者得到很快的恢复。”
在术后管理方面，细节的改进也在悄然发生。刘永光教授介绍，通过不断摸索，他们解决了伤口裂开的问题——以往发生率为5%-10%，现在“几乎是零”。引流管从两条减少到一条，缝合方式的改进减少了疤痕形成。我们还解决了神经源性膀胱、极低体重儿、血管硬化患者等特殊情况的问题。“当小患者告诉我手术不疼痛时，这是对外科医生最大的奖赏。”
从数量到质量的跨越，让患者等到“生命之光”
“接到医生电话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甚至以为是骗子。”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来自四川的母亲望着病床上的儿子，眼眶泛红。她的儿子17岁，历经一次移植失败后，在四川排队许久无果，辗转至广州仅两周就等到了肾源，术后十天各项指标平稳，再过三天便可出院重返校园。
3月11日，在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记者见到了这样一群幸运儿。
展望未来3到5年，中国肾移植事业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是技术本身的完善，还是术后长期的医疗保障？面对这个问题，刘永光教授认为，首先，如果捐献率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20%-40%，即目前的5倍左右，就可以选择更优质的供体，为国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其次，有了充足的供体，良好的外科手术才能提供更靠谱的医疗服务；第三，长期存活问题，从理念到技术手段，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管理体系。
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是破解区域失衡的关键。“头部中心应发挥技术优势，通过规范化培训、技术推广，带动基层医疗机构提升移植能力。”刘永光教授表示，珠江医院未来将重点推动活体移植增长，扩大儿童移植规模，让更多偏远地区的患者获得优质的移植服务。
“15387例的历史新高，是欣慰，更是责任。”刘永光教授认为，肾移植不仅是一项医疗技术，更是一场关乎生命、爱与责任的接力。“未来，我们需要更多人参与到器官捐献中来，需要政策、技术、保障的协同发力，才能让每一位需要移植的患者，都能等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
在3月12日世界肾脏日来临之际，对于正在等待肾源以及犹豫是否要进行活体捐献的家庭，刘永光教授想说的是：“肾病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即使患有尿毒症，肾移植也可以取得良好效果。虽然亲属活体移植的捐献者可能会有很多顾虑，但经过科学评估，捐献肾脏后影响不大。”
回到病房，那位来自四川的母亲正准备为儿子办理出院手续。孩子在广州等待了不到两周就获得了供体，3月3日完成手术，各项指标良好。“当时接到医生的电话，甚至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妈妈说。
而另一边，6岁的小豆丁依然跟在护士姐姐跑来跑去。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因这次手术而彻底改变——摆脱透析的束缚，拥有一个正常孩子的童年。
视频、文、图| 记者 张华
海报| 陈健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