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思念弥漫。我们谈论死亡却很少直面，而有一群人几乎每天都在与死亡狭路相逢——他们是急诊科医生，是呼吸科大夫，是儿科护士，他们见过太多生死，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场最难忘的告别。
浙大二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卢骁
那晚抢救的画面，在我脑海里闪了一夜
昨天晚上9点多，急诊来了一名患者，我和团队一直抢救到凌晨，依然没有把人拉回来。
凌晨一点多，我躺在床上，抢救的画面一帧一帧在脑海里回放——那个跪下去的身影，监护仪上拉直的线，我的手还留着按压的触感……无力，挫败，几乎整夜没睡，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损耗，比身体上的疲惫更难承受。
哪怕我干了快20年，每天都在一线和死神博弈，见惯了生死，却始终没能真正“习惯”死亡带来的冲击。每一次患者离世，都是一次关于生命的学习。
说实话，急诊医生很难。我们常常经历着极限拉扯——一边是全力以赴的抢救，一边是无法避免的离别。不少人最后转了岗，就是受不了这种反复循环的职业压力。
还记得去年一个大面积心梗的患者，40多岁，心跳停了，上了ECMO后一度好转。我当时跟团队信誓旦旦地说，我有80%的把握能把他拉回来。可那20%就是现实。撤机之后，并发症接踵而来——肠穿孔、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撑了半个月，他还是走了。我们投入了所有资源，但重症医学不是花了精力就一定能得到结果。
外人看不出我们团队有多低落。可我们自己知道，付出没有回报，那种打击会留下心理阴影。下一个同样情况的病人，你会怕。
比抢救失败更煎熬的，是向家属宣布死亡的那一刻。我见过太多家属的崩溃，有哭天抢地的，有当场晕倒的。每一次，我都要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用尽量专业温和的语气，向他们解释病情。尤其是面对突发的意外和猝死，家属往往难以接受，我们只能硬扛着，一边消化自己的情绪，一边安抚他们的悲伤。
现在科室里有年轻医生因为患者死亡而走不出来。我会告诉他们：只要做临床医生，就得面对死亡。这是必修课。
当然，更多时候，努力会有结果，甚至会有让人落泪的奇迹发生。去年有个病人，住了四个月，最后是走着回家的。你能想象吗？他进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没希望了。可他就是活过来了，一步一步走出医院。那一刻你会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了。
医学有无奈，但也有不断求索。我们每一次抢救，都在拼那20%的可能；每一个生命奇迹，都源于不放弃。这大概就是急诊科医生的日常：在失败中磨砺自己，在成功中寻找力量。第二天天亮，继续穿上白大褂，走进抢救室。
浙大邵逸夫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筝扬
那个“坏”病人，把自己捐给了医学
老王不姓王，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十多年前，他还是我的病人，我还是主治医师。如今我已经是主任医师了，见多了生死，却始终记得这个“坏人”。
他六十多岁，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了肝脏，住进来的时候，情况已经很不好了。他很瘦，皮肤发黄，眉眼锋利，像电影里的反派。病历上写着四个字：既往不良依从。护士们都知道他，脾气不好，抽烟根本劝不住。他自己也说：“要抽到死那天。”
对医生他也没好脸色。我每次查房，他不看我，也不回答问题，就侧头盯着窗外那棵槐树。他胆红素严重超标，肝酶翻倍，饮食却毫无节制，一口气能吃完一盒红烧猪蹄，然后点上一根烟。那时候我在心里给他贴了标签：不配合，对抗性强，嗜好烟酒。
有一天查房，他少见地没装睡，突然问我：“医院收那种……不烧的死人吗？”
我吓了一跳。
他指着自己解释：“比如我，病死的，不是车祸，也不是自杀，医学院收不收？嫌不嫌难看？”
“你是说遗体捐献？”
“嗯。”
“收的。但要本人签署，有流程，也要家属同意……”
没等我说完，他摆摆手：“我就随便问问。”之后再也没提过。
又过了阵子，护士来告状，说老王不见了，只在床上留了张纸条：我出去吃顿大的，医院里吃腻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到处打电话。快到夜班时，他慢悠悠回来了，一句解释也没有。
谜底在一天晚上揭晓。老伴给他送换洗衣服，衣服边角夹着一本红色封皮的小册子。我抽出来看，心里一紧——那是老王的遗体捐献登记证书。
他看到我发现了，也不多说，指指床头柜：“东西都在那儿，你帮我看看齐不齐。”
我打开，一份打印好的申请表，字迹潦草却清晰，署名一栏签着他的名字，按着一枚红色指纹。
“你那天去办的这个？”我问。
他照旧不理我，扭头去看窗外。
我成了那份捐赠申请的协助人：去医学院联系登记，帮他准备病理解剖所需的医学资料，安排死亡通知与家属沟通……
最后几天，老王的黄疸升得厉害，意识模糊，出现了谵妄，弥留的那个清早，他轻轻说了一句：“记得送过去。”
几周后，医学院来信，确认老王的遗体已经被接收，用于大体标本教学。信里附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吾身虽朽，愿为明灯。感恩王文成先生捐赠大体，医学生铭记。
那年医学生的解剖课，我被邀请去介绍遗体捐献者的背景。我讲了老王：他不善言辞，有很多坏习惯，不和医生好好配合。他不是个好病人。但他把自己的死亡变成了你们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老师。
我一直记得老王。我把他的故事讲给一届届医学生、一个个年轻医生听。他让我们明白，要尊重每一位病人，老王像个“坏人”，但他做出的决定和那份境界，高出了我们很多人。
浙大儿院肿瘤外科护士长吕丹尼
被骂“冷血”之后，我才学会了怎么告别
这些年，我亲历过无数次与生命的告别。而最让我刻骨铭心、至今想起仍满心愧疚的，是我职业生涯中送走的第一个小病人——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那时候我在监护室上班，没经历过死亡，更不懂如何面对失去孩子的父母。那天晚上10点多，患有胆道闭锁的男孩病情突然恶化，紧急送入抢救，可惜还是在凌晨离世。
处理完尸体，我就推出去给家长看。当时年轻，没办法感同身受，所以在家长跟小朋友告别的过程中，我催了一下。结果被家长骂了：“你怎么这么冷血！”
我至今还记得这句话。我当时真的很怕——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几个小时就在我眼前消失了。手足无措的我，还没有共情的能力。
那次之后，我慢慢学会了：不要催，不要讲那些苍白的安慰，只要默默地陪在身边，把小朋友收拾得舒服一些。对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这就是最好的支持。
我现在也会把这个故事讲给年轻的护士听。我告诉她们，我也是从那个懵懵懂懂、慌慌张张的状态过来的。
真正改变我的，是2021年一个15岁的大男孩，结肠癌，很懂事，吃了很多苦。当他知道无药可救的时候，便和父母约定：离开后要捐献眼角膜。有段时间他巩膜黄染，一直叮嘱爸妈：“保护好我的眼睛，我还要捐的。”深陷黑暗的他，最后把光明带给了别人。
这件事让我明白：医学是有尽头的，但善意没有。死亡不是生命的落幕，善意延续下去，就是另一种新生。
从那以后，我对安宁疗护有了新的理解。我们所做的，不再只是拼尽全力留住孩子一天，哪怕他正承受着无尽痛苦；而是在生命的终点，温柔陪伴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拥有选择，有时间与这个世界好好告别。
工作二十多年，我遇到过太多让人心疼的孩子：有男孩提早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反复叮嘱父母不要分开；有因病情反复造成双眼失明的男孩，过完元宵节喝了一口可乐便安静离去；有女孩如愿住进单人间的当晚就闭了眼；还有女孩静静躺在床上望着窗外，轻声呢喃：“我还能看到今年夏天的样子吗？”
死亡，会在某个毫无征兆的时刻悄悄来临。每天下班前，我都会跟病房里的孩子们说一句：“明天阿姨再来看你。”
这句话，说给孩子听，也说给我自己听。我总盼着第二天上班时，还能看见他们好好地在那里。可有些深夜，醒来看到工作群里传来的坏消息，便再也无法入眠。
我们与这些孩子相伴的时光，或长或短，他们承受的病痛，我们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们也常常安慰家长：死亡，对饱受折磨的孩子而言，是一种解脱。我们终会在另一个世界重逢，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会替他们好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