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肝癌的复发，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肝胆二科潘明新教授心里的两个病例一直让他难以忘怀。
一个是19厘米的巨型肝癌——在普通人看来，这几乎相当于肝脏里长了一个“小西瓜”。按照传统经验，这种超大肿瘤术后复发率极高，预后极差。可这位患者术后做了两次辅助治疗，至今5年多过去了，各项指标正常，生活如常。
另一个病例恰恰相反。肿瘤只有1.4厘米，属于“小肝癌”，按教科书上的说法，手术切除后预后应该很好。然而，术后仅仅5个月，复查CT显示：复发了。
“这两个病例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潘明新教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语气依然带着当年的震惊，“如果连肿瘤大小、病理分级这些‘金标准’都无法准确判断个体复发风险，那我们凭什么给患者制定治疗方案？”
这个临床“悖论”，成为潘明新教授团队转向智能数字化研究的原点。经过多年科研攻关，他和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团队目前正联合研发“肝癌术后复发多维度智能预测模型”，试图用数字化技术，回答一个困扰肝癌领域数十年的难题：谁，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复发？
传统肝癌复发监测有“盲区”
肝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术后5年复发率高达60%-80%。潘明新教授表示，这意味着，每10位接受根治性手术的患者中，就有6-8个人会面临复发的困境。
然而，传统的监测手段存在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时间差”。
“目前的常规做法是术后每3-6个月做一次CT或MRI检查看看情况。”潘明新教授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像每隔几个月派人拿望远镜去瞭望台看森林有没有着火。如果火灾发生在两次瞭望之间，就要等到下次才能发现——而那时，小火苗可能已经烧成了熊熊大火。”
更让人无奈的是肿瘤标志物AFP（甲胎蛋白），大约30%-40%的肝癌患者AFP始终正常，即使肿瘤已经复发，血液指标无太大的变化。“很多患者拿着正常的化验单，以为万事大吉，结果几个月后CT一查，复发灶已经两三厘米了。”潘明新教授说，这种“假安全感”比明确的坏结果更可怕。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盲区，那就是微小残留病灶（MRD）。手术后，患者体内是否还残留着影像看不到的病灶？传统检查手段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临床上出现了一个两难困境：谁该立即花钱、承受副作用去做辅助治疗？谁完全可以安心继续观察即可？
“大部分时候，我们靠的是‘经验’——或者说，靠猜。”潘明新教授坦言。
正是这些痛点，驱动他和团队一定要找到答案。
从“望远镜”到“烟雾探测器”
2022年以来，潘明新教授团队在ctDNA-MRD液体活检技术研发上不断取得了阶段性突破，随后持续完善。目前，团队正在构建的“肝癌术后复发多维度智能预测模型”已初步整合了四大维度的数据：临床文本数据（年龄、乙肝病史、AFP等）、影像组学数据（术前CT/MRI的1000+量化特征）、病理图像数据（全切片自动识别微血管侵犯、坏死区域等）以及ctDNA-MRD基因组数据（TP53、TERT等基因突变谱），形成了一个多维度、动态、精准的肝癌术后复发风险决策支持系统。
“根据目前的阶段性研究数据，单靠ctDNA-MRD，模型的预测准确率AUC（模型区分正负样本的能力）为0.836；单靠病理图像，AUC为0.792。而将四者融合后，AUC飙升至0.95，灵敏度87.5%，特异度97.2%。”潘明新教授说，“这就是数字化的力量——1+1+1+1远大于4。”
实际上，潘明新教授团队之所以能创建出这个模型，是因为前期他们做了近10年的工作积累。最早研究的是循环肿瘤细胞，做基因检测。最早一个项目做了490多例肝癌病人的血液检测，根据血液情况制作了图谱。
逐步探索，最后才有了一个多维度的模型。“目前，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珠江医院等7家医院开展多中心的研究，下一步还需要继续推进干预性研究来验证模型的临床价值，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潘明新教授很有信心改变我国肝癌术后预防复发的路径。
因为模型最核心的突破——引入了ctDNA-MRD液体活检技术。通俗地说，肿瘤细胞在凋亡或坏死时会释放DNA碎片到血液中，这就是循环肿瘤DNA（ctDNA）。即使体内只剩下影像根本看不到的“微小残留病灶”，抽血也能检测到这些“分子信号”。
“如果说传统影像看到的是‘明火’，那ctDNA检测到的就是‘烟雾’。”潘明新教授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解释，“烟雾探测器比望远镜灵敏得多，能在明火出现前就发出警报。”
在他们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中，ctDNA-MRD比影像学检查平均提前133.5天（约4.5个月）发现复发迹象，部分患者甚至提前6个月以上。
比CT提前3个月响起的“警报”
让患者最直观感受到变化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潘明新教授向记者介绍，有一位肝癌术后患者，AFP（甲胎蛋白）一直正常，常规影像复查也未见异常。按照传统标准，他应该属于“低风险”人群。但在模型的多维度分析中，ctDNA-MRD检测发现了阳性信号。
“就像烟雾探测器突然响了。”潘明新教授回忆。
模型发出“高危”警报后，医生建议患者缩短复查间隔，密切监测。果然，比CT提前3个月，预警得到了印证——影像上终于出现了一个毫米级的可疑病灶。由于发现极早，患者及时接受了局部消融治疗，避免了再次大手术和更复杂的治疗。
另一个案例则展示了模型的“减负”价值。
一位肿瘤大于5厘米且合并微血管侵犯的患者，按传统观念属于高危人群，应该积极做辅助治疗。但他的MRD监测持续阴性，模型评估为“低危”。团队采纳模型建议，仅予常规随访。结果如何呢？术后22个月未见复发，生活质量非常高。
“这就是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改变——不该治的别乱治，该治的别耽误。”潘明新教授说，对于MRD阴性患者，医生可以自信地告诉对方“您不需要做额外的辅助治疗”，避免了不必要的化疗痛苦、免疫相关副作用和高昂的医疗花费；而对于MRD阳性患者，即使CT、MRI看不到病灶，也建议积极干预。
数据显示：持续MRD阳性的患者，复发风险是阴性患者的9.67倍。一般来说，术后1、3、6个月分别检测一次，如果三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病人两年内基本都不会复发。
从“珠江经验”到“中国方案”
可以说，这套数字化技术体系，并非一蹴而就。团队前期构建了华南地区最大的肝癌ctDNA变异图谱（493例），并开发了由13个基因组成的术后MRD监测模型。相关成果以Poster形式入选2022年AACR年会，并被国际知名肝脏病学家Ju Dong Yang教授团队在2026年发表于顶级期刊《Hepatology》的综述中，列为“Predefined panel-based method”的代表性策略之一。
此后，团队将MRD检测panel全面升级至801个基因，配套60000X高深度测序方案，开展了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阶段性成果在ASCO 2025和ESMO 2025上进行口头或壁报交流。
在国内，该项目作为重点建设方向之一，已纳入“广州地区临床高新技术项目”和“广州市重大疑难（罕见）疾病诊疗中心”。
“我们的技术路线成熟且可复制，符合现有临床流程——CT、病理切片、抽血都是术后常规操作，不需要患者和医生改变原有复查习惯。”潘明新教授说，“而且我们正在开展高水平前瞻性研究，已经获得国内政府层面的认可，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初步关注。”
“我们目前开展的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正在积累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未来我们将力争为纳入肝癌临床诊疗指南提供有力支撑，从而惠及更多患者。”潘明新教授很有信心为改变中国肝癌治疗的现状贡献力量。
记者了解到，他的团队在肝癌领域研究起步早、布局前沿，目前团队正在开展的尿液检测预警的相关研究，现已完成7例临床验证，结果令人振奋：检测效能与现有 ctDNA-MRD 检测完全一致。这预示着，未来肝癌相关检测有望无需采血，实现更便捷、更低成本的临床应用。
从19厘米的巨块肝癌5年不复发，到1.4厘米的小肝癌5个月就复发——这个临床现象曾经困扰潘明新教授多年。而现在，他和团队用一套多维度、动态、智能的数字化预测模型，给出了回答。
“我们运用数字化技术给医生派上一位‘超级助手’。” 潘明新教授说，“让数据说话，让预警提前，让治疗精准——这是精准医学的终极目标，也是我们正在走的路。”
新闻知多D：给患者的五条建议
采访最后，潘明新教授希望通过媒体，向广大肝癌患者及高危人群传递五条建议：
第一，术后务必重视定期监测。2年内是复发高峰，建议每3-6个月严格复查。
第二，主动咨询新技术。可以向医生询问是否有机会参与ctDNA-MRD等新技术的临床研究或检测。“这相当于多上一道‘分子保险’。”
第三，理性看待结果。MRD阳性不等于“判死刑”，而是最高警报，需积极配合；MRD阴性也不等于100%不复发，仍需常规随访。
第四，坚持基础健康管理。戒酒、抗病毒、健康饮食、适度运动——这些与高科技同等重要。
第五，保持信心。“精准医学飞速发展，我们的‘武器’越来越多。”潘明新教授说，“用数字化工具武装自己，终将会打赢抗癌持久战。”
文｜ 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马彦 伍晓丹
图｜ 医院提供
海报｜ 陈健怡